常有人说，中日文化同根同源，一样使用汉字，一样读着几百上千年前的中国古典名著，这也让很多人醉心于探寻两国间历史文化的种种联系。王敏就是这样一位中日比较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者。王敏生于1954年，河北省遵化县人，现为法政大学名誉教授，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公共外交顾问。她曾获得中国优秀翻译奖、日本颁发的山崎学术奖、日本国际文化最高贡献奖等多项荣誉。
自1982年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批试点文科留学生来日以来，今年已是王敏在日本的第40年。在她眼中，历史和文化是中日两国关系里最牢固的连接点。
王敏最早接触日语已是将近50年前。谈到当时学习日语的契机，她说，走上这条道路与其说是自己的选择，不如说是顺应了时代的趋势。1972年，中日邦交刚刚走向正常化，亟需一批会日语的人才从事相关工作。在那个高等教育尚未完全恢复的年代，年轻人只要有学习机会都会倍加珍惜，王敏也是其中一员。就这样，在1973年，她成为了大连外国语大学的一名日语专业大学生。
对王敏来说，学习日语不仅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当时唯一的出路。在她看来，为中日友好培养人才，和她自己期望受教育的需求完全吻合。“这是一种自然的命运，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偶然的撞击，连成了一条命运共同体”，王敏说。她回忆，那时候自己才十多岁，其实还很难想象之后的国家会如何，也不清楚中日友好政策的落实和自己个人未来相结合最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于是想着想着，不如什么都不想，干脆把学习日语和之后在日本的深造、研究看成是一条预设好的轨道，而自己的未来只有沿着这条轨道一直前行。她说，既已如此，不如步子迈大一些，走深一些。
1982年，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批试点文科留学生，王敏来到日本的宫城教育大学就读，在日本一呆就是40年。如今，学习日语和赴日留学，对她来说更像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再回想起四、五十年前的经历，王敏感到的是一种幸运。时代让她作为旅日学者，至今醉心于中日历史文化的研究。
多年的研究生涯里，王敏编著过100多部作品，在中日两国都有出版。其中既有如《大禹和日本人》、《中日文化差异的深层分析》、《中国与日本》等研究和比较中日历史文化的作品，也有对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日文改写。
在王敏看来，每个时代总在沿着两条主线前进，一个是“政治-经济”，另一个则是“历史-文化”。其中，政治和经济总会跟随时代特点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历史和文化的基本方向却不会改变。有些时候，中日关系之所以产生波动，常常是由于人们在当时一些“政治-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忽视了“历史-文化”这一主线脉络的缘故。但到头来，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安全保障、最大的长远利益、最大的目的和方向，依旧来自于重视历史和文化。如果能把握住“历史-文化”这条主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不容易“误入歧途”。
这就好比，在中日长达两千年的交流史中，一直都有大量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日本，并被广泛接受。这些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被日本民众像对待自己的本国文化一样的接受和爱戴，正是因为他们从其中找到了自己所认同和感到亲切的东西。王敏引述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观点，说以前的日本文化就好似是“一锅豆浆”，遇到了中国文化这个“卤水”，一点化，才形成了豆腐。
在这些流传到日本的中国文化里，“四大名著”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部分之一。而王敏也面向日本读者，将《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进行了改写。她表示，改写也是自己对名著的一个再学习和理解的过程。特别是改写其中最有代表性、但对于日本读者来说较为晦涩和复杂的《红楼梦》时，她尽量把内容写得简练，让日本读者能够从全新的角度进入这部名著，从而拉近中日文化间的距离。
总之，在王敏看来，中日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历史-文化”是两国关系最牢固的连接点。这也是她选择这一研究方向的原因。“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研究历史和文化是最自然而没有杂念的轨道”，她说。
在进行研究和写作时，王敏常常把重心聚焦于具体人物身上，例如在日本被供奉为“治水神”的大禹，受中国文学启发颇深的日本作家宫泽贤治，还有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周恩来总理等等。
在王敏看来，两个国家的交流中，每一个转折点背后都包含复杂的历史，同时也出现过许多具有闪光点的人物。对普通读者而言，把握复杂的历史需要更抽象的思维，有时还有些“枯燥”；但从具体人物、人格进入，从一段段故事进入，就能对历史有一个更形象生动的理解。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周恩来总理。
“如果提到哪个近代人物能够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温暖、带来微笑、带来勇气、带来力量，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周恩来总理”，王敏对记者说。
周恩来作为一直被人民所推崇的文人政治家，从1917年留学日本，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72年和田中角荣首相签署象征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他和日本的联系横跨数十年，留下的和平遗产至今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旅日40载，王敏就周恩来与他对中日交往的贡献作过许多研究，并写下《周恩来与日本》、《岚山的周恩来》等数部作品，让两国读者能通过这位伟人，对那个时代里中日关系的变迁有一个更明了、更直观的认识。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今秋，王敏还作为嘉宾，参与了9月8日在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举办的《周恩来与日本》展会，并发表主题演说《忘不了的日本，忘不了的周恩来》。这一活动的目的，正旨在回顾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贡献的每一个鲜活的人，从而探寻中日两国在日后真正的相处之道。
除了研究历史人物，王敏和活跃与当代日本政坛的人物也有深入交往。她与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已经相识30年。福田康夫自幼就在中国文化中耳濡目染，受到儒学教育很大影响。
在王敏眼中，福田康夫是一个致力于让日本走向亚洲，和中国建立平等友好关系的政治人物。近年，他一直坚持推进制定中日韩共同使用汉字列表，这对于重新定义汉字文化圈有着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些努力，卸任后的福田康夫也正像王敏之前所说，把握住了中日历史和文化这个两国关系中最牢固的连接点，推进着中日友好的时代进程。
疫情之下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关于中日关系的网络舆论也随之变得尖锐。对于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国关系今后将何去何从的问题，王敏对记者回忆起了50年前刚刚开始学习日语时候的一幕。当时，老师面对连“五十音”都还不懂的她们，第一堂课就是教会大家“中日友好万岁”。这个口号王敏到今天还一直铭记在心，而那堂课也成为了她之后几十年学习和研究中最重要的启蒙。
在王敏看来，现如今，中日网络上一些不友好舆论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网民并没有意识到“中日友好”能给自己和国家带来什么。她认为，我们与其去责问为什么网上关于中日关系的舆论变得不友善，不如回想一下自身作为长辈或者教育者，是否对如今的年轻人做了应有的启蒙，让他们意识到构筑中日友好关系背后，对两国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能够让年轻一代理解到中日友好最终也将惠及个人。“如今更需要的是要拥有像当年我被启蒙的时候，我的师长们的那种负责的精神和爱心来对年轻一代进行启蒙”，王敏说。
回顾中日交往史，无论是唐朝东渡日本的鉴真还是新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他们都是历史长河中的启蒙者，用切实的行动在两国关系的构建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现在，对王敏来说也是如此，去做一个启蒙者，同样是她今后将会继续践行的使命。
不久前，王敏拜访了田中角荣前首相的秘书，94岁的木内昭胤，他曾在当年随田中角荣一同出访中国。谈及现在略有降温的中日关系时，木内表示出些许遗憾，但他同时表示，自己并没有失去希望，因为如今的状况比起“50年前迈出第一步的艰辛时，要好太多太多了”。王敏赞同木内的观点。在她眼中，相比中日关系在起步之时跨越的重重困难，今天的国际形势已经缓和了许多。只要更多人放下嘴上争论，做出实际行动，放眼未来，两国肯定能继续携手走向光明的前程。
